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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还在永春，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，一个九十六，一个九十二。

    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。

    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，折痕已经快磨破了。

    “第二十三版。”他说，“新加坡那边说，可以压碟了。”

    黄沾把那瓶茅台，往石板上一顿：“老顾，这瓶酒，等《故土之心》首映那天开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走过来，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。

    笔杆还是那支，笔尖又削过几次，短了一截。

    “分镜写完了。”她说，“第八十二场。最后一场，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。”

    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。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。

    “1982年第一季度，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，《船票》，成本一千二百万，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。还在放，还没完。”

    她把报表，放在石板上。

    赵鑫站在人群后面，听她念完。

    他走过去，蹲下来，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。

    又多了几样。

    谭咏麟的新橘子。

    槟城阿伯的新照片。

    邓丽君的信。

    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。

    十八样东西了。

    十八个人的记性。

    他对着食堂的方向，喊了一嗓子。

    “过年好！”

    没人回答他。

    但所有人都笑了。

    1982年6月，赵鑫去了趟美国。

    不是去纽约看《船票》首映，是去洛杉矶，参加一个电影论坛。

    论坛的名字很长：“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”。

    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，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、制片人、学者，每人讲二十分钟。

    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。

    他上台前，把笔记本翻开，看了最后一眼。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：

    观众是一个公约数。

    他们信什么？

    你让他们信什么？

    他合上笔记本，走到讲台前。

    “我叫赵鑫，从香港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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